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基于成本收益双视角

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流域生态补偿的核心,也是激励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积极性、体现生态系统服务改善价值、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内容.基于成本收益双视角,以渭河流域为例,运用全成本法和选择实验法测算了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的成本收益,进一步借助鲁宾斯坦议价模型核算跨区域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1)为改善流域生态环境,上游甘肃省的直接治理成本约为35021.27万元/a,间接成本约为107112.26万元/a,全成本约为142133.53万元/a;(2)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改善能够为中下游陕西省带来的收益为252912.96万元;(3)在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成本收益明确的前提下,若上游地区在协商中具有完全耐心或中下游地区完全没有耐心,则上游获得全部净收益,补偿标准为252912.96万元/a;若上游地区完全没有耐心,且当中下游耐心程度(贴现因子)为0.5时,则双方将均分净收益,即补偿标准为197523.25万元/a.总的来看,研究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的成本收益分析及跨区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提供了可行思路,实际应用中可根据具体情况合理设定议价双方贴现因子进行灵活处理.     

武汉市都市发展区地表温度季节性空间分布与驱动力分析

基于2015年武汉市都市发展区30 m空间分辨率的Landsat 8遥感影像反演近地表温度(LST),运用地统计学、地理加权回归(GWR)等方法,分析都市发展区、生态绿楔以及主城区四季LST时空分布规律和各驱动因子的作用机制,以期为更全面、科学地规划城市发展空间布局和缓解热岛效应提供借鉴.结果 表明:(1)与单一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OLS)相比,线性逐步回归(LSR)可以寻找最优的多驱动因子组合模型,与LSR拟合的结果相比,GWR模型R2值提高了0.04～0.09,且AIC值均明显减小;(2) LST存在空间聚集关系,“高-高”聚集主要发生在主城区、新型城镇发展区、主要交通干线沿线等更容易造成高温聚集的人工表面,其中夏季“高-高”聚集网格数最多且占比最大,而“低-低”聚集四季均主要发生在各大湖泊水系;(3)绿楔生态用地降温幅度各异,春季降温幅度不明显,夏季降温幅度最显著,各绿楔生态用地降温均超过2℃,且在一定范围内,LST随着与绿楔距离增大而升高,达到一定距离时,会随着与绿楔距离增加而趋于平缓或呈下降趋势;(4)与前人研究相比,景观格局对LST变化的解释程度整体较低,其原因可能是快速城市化导致人工表面积增加,相应的人工绿地也将增加,使得城市景观格局更加零散,导致LST受多种相互作用因素的影响;(5)影响四季LST的驱动因子空间差异较大,夏季土地覆盖和景观格局与冬季土地覆盖、景观格局和人为活动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说明高温或低温条件下这些驱动因子对全域升温作用明显.     

长三角绿色技术创新网络结构特征与优化策略

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区域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持区域发展可持续性、增强区域竞争优势的重要驱动力.基于区域一体化的研究视角,通过采集长三角绿色技术专利合作及绿色技术转移数据,运用Gephi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对长三角绿色技术创新网络进行结构分析.结果 表明:(1)长三角绿色技术创新网络发育程度较低,大量城市在绿色技术创新网络中较边缘化;(2)绿色技术创新依赖创新主体间知识互动,地理邻近促进了创新合作行为的产生和知识的扩散;(3)长三角绿色技术创新网络"强-强联系"与"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明显,绿色技术专利合作网络呈现"一超多强"的多中心格局,绿色技术转让网络呈现单中心格局;(4)区域一体化下,长三角绿色技术创新网络兼具邻近性和等级性特征,不同类型城市参与创新网络应有差异;进而,提出长三角绿色技术创新网络优化策略.创新点在于:建立了区域一体化与技术创新网络的关联,探讨了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组织形式,强调了地理邻近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网络的重要性.     

统筹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系统与人为活动监管

作为统筹保护与发展的创新工作模式，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得到国家重视和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需要围绕“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的总体目标要求，统筹生态系统与人为活动监管，提升生态保护红线监管能力，加大生态监测评估和执法考核，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多主体协同治理下茶农绿色生产绩效

多主体协同治理对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及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茶叶地理标志保护为例,采用DEA-HR模型分析地理标志保护多主体合作博弈及协同绩效.结果 表明:现阶段地理标志保护主体(监管部门、茶厂、茶农)合作不完全;保护主体协调度仅为0.64,处于"初级协调发展型"阶段,茶厂与茶农成为拉低整体协调度的短板;进一步运用门槛模型揭示茶厂与茶农协调度低的关键因素在于监管部门的质量检测强度弱、茶农的品牌了解程度低,同时测出茶厂与茶农的经营规模存在门槛效应.为提高地理标志保护主体协同绩效,政府应协同其他主体强化农产品质量检测,加强地理标志保护宣传力度,构建以市场监管为主、政府规制为辅的地理标志保护主体协同治理策略.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环保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践与展望

建立健全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环保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提升环保财政资金使用效能,对全面提升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梳理了我国开展环保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实践与研究进展,反思了在绩效评价目标、评价对象、评价方法、评价周期与评价公开透明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基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提出了构建“点—线—面”协同推进绩效评价的逻辑体系以及科学、规范、动态、公开的环保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等建议。     

基于MERRA-2资料的PM2.5主要组分污染特征及与气象条件的相关性分析

利用MERRA-2再分析数据,对1980～2020年中国区域黑碳、有机碳和硫酸盐质量浓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多时间尺度变化规律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典型区域黑碳、有机碳、硫酸盐浓度与大气自净能力指数之间的可能联系.结果显示:中国黑碳、有机碳、硫酸盐浓度都呈西部低、中东部高的空间分布特征,且京津冀、川渝、江浙沪、两广等4个区域的污染特征具有代表性;中国黑碳、有机碳、硫酸盐浓度均呈现阶段性的年代际变化特征,1980—2020年期间经历了缓慢增加、快速增加和缓慢下降的过程;4个区域3种组分的季节变化规律有较大差异,其中黑碳浓度呈夏季低、冬季高的“U”型变化规律,有机碳和硫酸盐浓度无显著的一致性特征;大气自净能力指数与黑碳、有机碳、硫酸盐浓度的长期变化趋势上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大气自净能力指数越大(小),污染物浓度越低(高).     

以“绿”待劳: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就业——基于生产全过程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

基于生产全过程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对局部均衡模型进行了改进,并利用2008～2020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的提升显著降低了企业就业水平,这一结果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通过机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可以“倒逼”绿色技术创新,通过以“绿”待劳的方式缓解环保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主要作用于非国有企业、低学历人群以及中部地区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积极进行工艺改进会削弱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会加剧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末端治理创新并未对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产生显著影响.